乾隆四十三年，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八年初，六十八岁的皇帝在养心殿里翻阅玉牒，忽然问了一句：“朕皇祖的诸子，谱上可有阙漏？”侍立一旁的内臣一惊，忙说不敢。乾隆略一点头，吩咐再核。这一句看似平淡的询问，背后牵出的是清王朝自入关以来一串被压下去的旧案：从摄政王多尔衮的“铁案”，到康熙诸子的恩怨配资之家门户，再到雍正年间的兄弟残局，全部绕不过去。
也正是在这一年，乾隆先替多尔衮翻案，紧接着又恢复了康熙第八子允禩、第九子允禟的宗室身份。表面看，是替先祖收拾残局；细细一琢磨，却是政治算计、家族情面和皇权形象交织在一起的一步大棋。
有意思的是，乾隆给出的理由，写在自己亲笔御制的谕旨里，看似“情理俱全”，读起来却颇耐人寻味。
一、从多尔衮的铁案说起
要看懂老八、老九被“恢复宗身”这件事，离不开多尔衮。乾隆动手前，先翻的是这位摄政王的旧账，而且翻得很彻底。
多尔衮的功劳，在清朝史书上不太好遮掩。顺治元年（一六四四年）入关以后，他代表的是大清的军政核心力量。破李自成，击退南明弘光政权，打垮张献忠余部，北上南下几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等到顺治八年（一六五一）病逝，朝中反手就给他扣上大帽子：夺权、僭越、图谋不轨，一路追缴封爵，拆碑毁祠，甚至连墓都没放过。
顺治朝的那番操作，到了后来的清人嘴里，基本就成了“铁案”。乾隆要动这个铁案，风险远比处理宗室里几个“问题王爷”大得多。因为多尔衮不是宗室一支的小事，而是关乎整个入关历史的正统叙述。一旦认可他的功绩，就等于承认当年的“追夺之严”，多少带几分过头。
乾隆的说法很巧。他把当年对多尔衮的严惩，解释成“幼主未亲政，群臣构陷”的结果，把责任从顺治帝身上巧妙挪开，说当时局势紧张，多有误判。如此一来，既能恢复多尔衮的睿亲王封号，定为世袭罔替，又不至于毁坏太祖、太宗与顺治的形象。赏罚分明的旗号挂住了，祖宗颜面也没损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在谕旨中强调一句：国家基业能从关外一隅扩展为一统天下，许多关键节点上，都绕不过多尔衮的决断。譬如说皇太极骤逝之时，如果多尔衮想夺位，根本不是没有机会，他却选择拥立顺治，这一点被乾隆放大为“顾大局”的典范。
这番翻案，是一块试金石。只要朝臣、宗室乃至天下读书人能够接受对多尔衮的重新评价，那么再回头处置宗室里几个被革名的王爷，就容易得多。换句话说，多尔衮是乾隆整顿历史功过次序的起点，也是他展示“敢言之君”形象的样板。
二、“朕若不言，无敢言者”的继承
说到这一句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康熙。康熙五十二年（一七一三年），年近花甲的圣祖忽然下了一道旨意，内容一看就知道是在回头收拾旧账。
康熙那道谕旨里，既提到了鳌拜，也提到了被革出宗室的太祖子孙。他说太祖后裔中，有的因争斗、罪案被削去宗籍，久而久之，谱上空缺一大片；若再不管，将来恐怕连是谁的后代都说不清了。于是下令查明那些被革宗室身份的太祖子孙，“应入玉牒者，悉行收入”，再按亲疏远近“酌量给带”，至少让太祖一支在家谱上完整，不至于出现断裂。
紧接着，他又提到鳌拜。鳌拜确实有罪，这点康熙没有否认，但“功劳显著，应给世职”，于是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，让其后人得以袭职。不过因为鳌拜孙子在九子夺嫡中“行止不端”，又与废太子胤礽一派走得近，康熙对这支后人仍然颇有芥蒂，传袭路线多少绕了个弯，这也是当时现实政治的折中。
康熙在谕旨开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朕若不言，无敢言之人。”意思很直接，如果当今皇帝不亲口承认前朝功臣的功劳、不主动解决祖宗后裔的问题，后世皇帝只会越拖越远，谁也不愿意趟这个浑水。这句话，乾隆显然记住了。
到了乾隆四十三年，他几乎原样写下：“朕若不言，后世子孙，亦无敢言者。”前后呼应，既是在效仿祖父，也在为自己决心“正本清源”寻找历史依据。可以看出，他很清楚自己当时的年龄和处境——康熙六十九岁去世，雍正五十八岁而终，自己已经六十八岁，自然觉得留下一两件“遗泽后世”的事，是时候了。
不得不说，这种对比心态在乾隆身上非常明显。他把自己看成守成之主，要在“整理旧案”上做得比祖父更细密一点，哪怕是宗室支派里看似琐碎的事情，也要亲自出手，以示公正。
三、八叔九叔：恢复宗身而不平反
说回康熙第八子允禩、第九子允禟。两人在康熙晚年，是九子夺嫡的关键角色。雍正即位后，对这两位昔日竞争者下手极重：削爵、革宗籍、改“辱名”，老八“阿其那”，老九“塞思黑”，等于是把他们从皇族里生生抹去了。
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的那道谕旨，表面上是在替他们“翻案”，细看内容，其实很有分寸。他明确写道：允禩、允禟“居心险诈，结党妄行，罪皆自取”，并没有说雍正处理他们是错的。反而进一步强调，这两人“未尝无隐然悖逆之心”，只是“未有显然悖逆之迹”，也就是说，心里有那股劲儿，只是没闹成。
在这样的定性之下，乾隆给出的“宽宥”，仅限于两点：一是恢复原名，不再以“阿其那”“塞思黑”辱称；二是重新将其名收入玉牒，让他们再度回到宗室谱牒之中。封爵方面，只字不提。王位不还，罪名不洗，只承认他们“无显然悖逆之实”，这个尺度算得上拿捏准确。
更有意思的是，乾隆说这一番操作，是为了“仰体我皇考当日仁心”，意思说雍正当年其实对这两位弟弟已经算宽厚了，只是削名革籍，以示羞辱，并未严刑重治；而且在晚年还常常向自己流露出“愀然不乐”，似有悔意，希望后人择机调整。这样的说法，很难找到旁证，只能信乾隆一面之词。
有人可能会问：雍正在那几年对老八、老九的处置，有目共睹，严厉到了极点，真有“后悔之言”吗？从现存档案来看，并没有确凿证据。乾隆把这段话安在父亲身上，一方面是为自己的“改判”寻找托词，另一方面也是顺水推舟，把恢复宗身的决定说成“成全皇考遗意”，就不会落下“不孝”的嫌疑。
乾隆在谕旨中，对雍正的评价极高，说他虽明言兄弟罪状，却“曲示矜全”，“圣心如日在天”。这种近乎溢美的语言，与当年雍正处置两人的残酷手段形成强烈反差。可以看出，乾隆非常清楚朝野舆论对雍正“刻薄寡恩”的印象，因此借着这次调整，刻意塑造一幅“兄弟虽有罪，皇考仍痛心”的形象。
从政治效果看，这一招确实高明。既不动摇雍正政治清洗的根本判断，又能在形式上缓和矛盾，让康熙的诸子在玉牒上“不至残缺”。对外界而言，这是“继承皇考仁心”；对自己而言，则是整理宗谱、稳定宗室的一环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乾隆在这道谕旨里，还顺便提到废太子胤礽之子弘晳。此人雍正四年（一七二六年）因“心怀异志”被革去亲王之子身份，改名“弘晓”，从宗谱中除名。乾隆认为其罪“不必不可原”，而其子孙仍列宗图，便干脆恢复其原名，一并收入玉牒。这一刀切式的修正，更能看出他对康熙诸子那一代的谱牒，准备来个“记载俱全”。
四、宗谱完整背后的政治算盘
很多人会把乾隆恢复宗身这件事理解成“感情用事”，似乎只是出于对祖父的尊敬、对父亲的体谅。其实从乾隆一贯的行事风格看，把他当作单纯的“念旧之人”，未免低估了这位皇帝的算计。
在乾隆眼里，清朝的统治合法性，有一整套精心搭建的叙述体系。入关功臣的功与过，宗室宗藩的亲与疏，开国之后几代权力交接的曲折，都要在这套体系中找到合理位置。如果有太多“说不过去”的断裂，比如多尔衮永陷不赦、太祖子孙大批失籍、康熙诸子残缺不全，就会在史书和族谱上留下明显的缝隙。
这些缝隙，短时间内可能影响不大，但对于一个极度重视“名分”“正统”的王朝而言，是隐患。乾隆四十三年的一连串举动——平反多尔衮、恢复允禩允禟与弘晳的宗身、理顺铁帽子王的封号与世系、提高开国功臣后代待遇——看上去是东一锤西一棒子，实则都是围绕同一目标：让大清从开国到当代的权力传承与功臣体系，在纸面上显得井然有序，没有明显缺口。
从他自己的话里也能看出来。他说太祖一派天潢，“牒图具列”，是一种“麟趾燕贻之盛”，等于是把宗室完整本身上升为一种象征：只要族谱完备，皇族绵延不断，王朝气数似乎就有了某种可见的凭据。对一位自诩守成有功的皇帝来说，这种象征意味极重。
另外，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层面。乾隆坐在那个位置上，对前朝“恩怨”的态度，会被所有后来的皇子、宗室乃至大臣细细揣摩。他如果在处理老八、老九、弘晳时显得过于冷酷，将来有人难免会想：万一自己有朝一日失势，是否也会被打入死地，不得翻身？哪怕这种担忧说不上嘴，心里多少要留一道坎。
相反，如果皇帝在不触动根本政治定性的前提下，适度“留名”，给后人留下回旋余地，那么整个统治集团的心理安全感会高不少。乾隆用恢复宗身、收入玉牒这种方式，给昔日“问题人物”留下一个体面收场的机会，本质上也是在给今后的皇子宗室打一个样：即便犯错，只要不过底线，总还有一个象征性的“籍贯”可以保留。
从这一点看，乾隆在谕旨中多次强调“揆情度理，以大公至正之心”，倒不全是空话。他确实试图用一整套“可预期的奖惩规则”来巩固皇权，只不过在具体解释历史时，难免带有强烈的主导倾向。
不难想象，当年军机大臣奉旨会同宗人府，重新核查相关支派，准备把允禩、允禟、弘晳以及多尔衮等人的名字一条条写回玉牒时，心里应该非常清楚：这不只是整理家谱，而是在为大清前几十年的权力交接做一个“官方定稿”。乾隆希望后世翻阅这些档案时，看到的是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，而不是一堆互相打架的故事。
乾隆四十三年的这些操作，还不止于此。他让人核对九大铁帽子王的世系，恢复原封号，重新确认哪些是世袭罔替，哪些因罪被削、该不该补。对开国功臣的后代，他不仅恢复应有官职，还适度抬高待遇。这些看似麻烦，却在他心里构成一个完整的工程——既为先朝功臣讨回一份“应得的名”，也给当朝臣子一个清晰的信号：功过可以被重新审视，但大框架不会被轻易推翻。
从结果来看，这一年确实成了清中期政治史上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节点。多尔衮的案子，从“乱臣贼子”变成“功大过重、罪不掩功”的典型；老八、老九从被辱名、削宗籍，变成宗谱里完整的一员；废太子一支得以在玉牒中重新留下痕迹；铁帽子王的世系也理顺。表面上只是几道谕旨，实际上是对整个王朝早期历史的一次系统“修稿”。
可以说，乾隆想留下的是一张没有缺口的家谱配资之家门户，一部线索连贯的国史，以及一个“赏罚分明而知错能改”的皇帝形象。至于在这过程里，多少事实被重新阐释、多少恩怨被淡化，他显然早有权衡。这些操作，在当年看起来合理，在后人眼中则更加复杂，也正是这一层复杂，让乾隆四十三年被许多史家反复提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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