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乾隆四十三年,也就是公元一七七八年初,六十八岁的皇帝在养心殿里翻阅玉牒,忽然问了一句:“朕皇祖的诸子,谱上可有阙漏?”侍立一旁的内臣一惊,忙说不敢。乾隆略一点头,吩咐再核。这一句看似平淡的询问,背后牵出的是清王朝自入关以来一串被压下去的旧案:从摄政王多尔衮的“铁案”,到康熙诸子的恩怨配资之家门户,再到雍正年间的兄弟残局,全部绕不过去。
也正是在这一年,乾隆先替多尔衮翻案,紧接着又恢复了康熙第八子允禩、第九子允禟的宗室身份。表面看,是替先祖收拾残局;细细一琢磨,却是政治算计、家族情面和皇权形象交织在一起的一步大棋。
有意思的是,乾隆给出的理由,写在自己亲笔御制的谕旨里,看似“情理俱全”,读起来却颇耐人寻味。
一、从多尔衮的铁案说起
要看懂老八、老九被“恢复宗身”这件事,离不开多尔衮。乾隆动手前,先翻的是这位摄政王的旧账,而且翻得很彻底。
多尔衮的功劳,在清朝史书上不太好遮掩。顺治元年(一六四四年)入关以后,他代表的是大清的军政核心力量。破李自成,击退南明弘光政权,打垮张献忠余部,北上南下几乎都少不了他的身影。等到顺治八年(一六五一)病逝,朝中反手就给他扣上大帽子:夺权、僭越、图谋不轨,一路追缴封爵,拆碑毁祠,甚至连墓都没放过。
顺治朝的那番操作,到了后来的清人嘴里,基本就成了“铁案”。乾隆要动这个铁案,风险远比处理宗室里几个“问题王爷”大得多。因为多尔衮不是宗室一支的小事,而是关乎整个入关历史的正统叙述。一旦认可他的功绩,就等于承认当年的“追夺之严”,多少带几分过头。
乾隆的说法很巧。他把当年对多尔衮的严惩,解释成“幼主未亲政,群臣构陷”的结果,把责任从顺治帝身上巧妙挪开,说当时局势紧张,多有误判。如此一来,既能恢复多尔衮的睿亲王封号,定为世袭罔替,又不至于毁坏太祖、太宗与顺治的形象。赏罚分明的旗号挂住了,祖宗颜面也没损。
值得一提的是,乾隆在谕旨中强调一句:国家基业能从关外一隅扩展为一统天下,许多关键节点上,都绕不过多尔衮的决断。譬如说皇太极骤逝之时,如果多尔衮想夺位,根本不是没有机会,他却选择拥立顺治,这一点被乾隆放大为“顾大局”的典范。
这番翻案,是一块试金石。只要朝臣、宗室乃至天下读书人能够接受对多尔衮的重新评价,那么再回头处置宗室里几个被革名的王爷,就容易得多。换句话说,多尔衮是乾隆整顿历史功过次序的起点,也是他展示“敢言之君”形象的样板。
二、“朕若不言,无敢言者”的继承
说到这一句,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康熙。康熙五十二年(一七一三年),年近花甲的圣祖忽然下了一道旨意,内容一看就知道是在回头收拾旧账。
康熙那道谕旨里,既提到了鳌拜,也提到了被革出宗室的太祖子孙。他说太祖后裔中,有的因争斗、罪案被削去宗籍,久而久之,谱上空缺一大片;若再不管,将来恐怕连是谁的后代都说不清了。于是下令查明那些被革宗室身份的太祖子孙,“应入玉牒者,悉行收入”,再按亲疏远近“酌量给带”,至少让太祖一支在家谱上完整,不至于出现断裂。
紧接着,他又提到鳌拜。鳌拜确实有罪,这点康熙没有否认,但“功劳显著,应给世职”,于是追赐一等阿思哈尼哈番,让其后人得以袭职。不过因为鳌拜孙子在九子夺嫡中“行止不端”,又与废太子胤礽一派走得近,康熙对这支后人仍然颇有芥蒂,传袭路线多少绕了个弯,这也是当时现实政治的折中。
康熙在谕旨开头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:“朕若不言,无敢言之人。”意思很直接,如果当今皇帝不亲口承认前朝功臣的功劳、不主动解决祖宗后裔的问题,后世皇帝只会越拖越远,谁也不愿意趟这个浑水。这句话,乾隆显然记住了。
到了乾隆四十三年,他几乎原样写下:“朕若不言,后世子孙,亦无敢言者。”前后呼应,既是在效仿祖父,也在为自己决心“正本清源”寻找历史依据。可以看出,他很清楚自己当时的年龄和处境——康熙六十九岁去世,雍正五十八岁而终,自己已经六十八岁,自然觉得留下一两件“遗泽后世”的事,是时候了。
不得不说,这种对比心态在乾隆身上非常明显。他把自己看成守成之主,要在“整理旧案”上做得比祖父更细密一点,哪怕是宗室支派里看似琐碎的事情,也要亲自出手,以示公正。
三、八叔九叔:恢复宗身而不平反
说回康熙第八子允禩、第九子允禟。两人在康熙晚年,是九子夺嫡的关键角色。雍正即位后,对这两位昔日竞争者下手极重:削爵、革宗籍、改“辱名”,老八“阿其那”,老九“塞思黑”,等于是把他们从皇族里生生抹去了。
乾隆四十三年正月的那道谕旨,表面上是在替他们“翻案”,细看内容,其实很有分寸。他明确写道:允禩、允禟“居心险诈,结党妄行,罪皆自取”,并没有说雍正处理他们是错的。反而进一步强调,这两人“未尝无隐然悖逆之心”,只是“未有显然悖逆之迹”,也就是说,心里有那股劲儿,只是没闹成。
在这样的定性之下,乾隆给出的“宽宥”,仅限于两点:一是恢复原名,不再以“阿其那”“塞思黑”辱称;二是重新将其名收入玉牒,让他们再度回到宗室谱牒之中。封爵方面,只字不提。王位不还,罪名不洗,只承认他们“无显然悖逆之实”,这个尺度算得上拿捏准确。
更有意思的是,乾隆说这一番操作,是为了“仰体我皇考当日仁心”,意思说雍正当年其实对这两位弟弟已经算宽厚了,只是削名革籍,以示羞辱,并未严刑重治;而且在晚年还常常向自己流露出“愀然不乐”,似有悔意,希望后人择机调整。这样的说法,很难找到旁证,只能信乾隆一面之词。
有人可能会问:雍正在那几年对老八、老九的处置,有目共睹,严厉到了极点,真有“后悔之言”吗?从现存档案来看,并没有确凿证据。乾隆把这段话安在父亲身上,一方面是为自己的“改判”寻找托词,另一方面也是顺水推舟,把恢复宗身的决定说成“成全皇考遗意”,就不会落下“不孝”的嫌疑。
乾隆在谕旨中,对雍正的评价极高,说他虽明言兄弟罪状,却“曲示矜全”,“圣心如日在天”。这种近乎溢美的语言,与当年雍正处置两人的残酷手段形成强烈反差。可以看出,乾隆非常清楚朝野舆论对雍正“刻薄寡恩”的印象,因此借着这次调整,刻意塑造一幅“兄弟虽有罪,皇考仍痛心”的形象。
从政治效果看,这一招确实高明。既不动摇雍正政治清洗的根本判断,又能在形式上缓和矛盾,让康熙的诸子在玉牒上“不至残缺”。对外界而言,这是“继承皇考仁心”;对自己而言,则是整理宗谱、稳定宗室的一环。
值得一提的是,乾隆在这道谕旨里,还顺便提到废太子胤礽之子弘晳。此人雍正四年(一七二六年)因“心怀异志”被革去亲王之子身份,改名“弘晓”,从宗谱中除名。乾隆认为其罪“不必不可原”,而其子孙仍列宗图,便干脆恢复其原名,一并收入玉牒。这一刀切式的修正,更能看出他对康熙诸子那一代的谱牒,准备来个“记载俱全”。
四、宗谱完整背后的政治算盘
很多人会把乾隆恢复宗身这件事理解成“感情用事”,似乎只是出于对祖父的尊敬、对父亲的体谅。其实从乾隆一贯的行事风格看,把他当作单纯的“念旧之人”,未免低估了这位皇帝的算计。
在乾隆眼里,清朝的统治合法性,有一整套精心搭建的叙述体系。入关功臣的功与过,宗室宗藩的亲与疏,开国之后几代权力交接的曲折,都要在这套体系中找到合理位置。如果有太多“说不过去”的断裂,比如多尔衮永陷不赦、太祖子孙大批失籍、康熙诸子残缺不全,就会在史书和族谱上留下明显的缝隙。
这些缝隙,短时间内可能影响不大,但对于一个极度重视“名分”“正统”的王朝而言,是隐患。乾隆四十三年的一连串举动——平反多尔衮、恢复允禩允禟与弘晳的宗身、理顺铁帽子王的封号与世系、提高开国功臣后代待遇——看上去是东一锤西一棒子,实则都是围绕同一目标:让大清从开国到当代的权力传承与功臣体系,在纸面上显得井然有序,没有明显缺口。
从他自己的话里也能看出来。他说太祖一派天潢,“牒图具列”,是一种“麟趾燕贻之盛”,等于是把宗室完整本身上升为一种象征:只要族谱完备,皇族绵延不断,王朝气数似乎就有了某种可见的凭据。对一位自诩守成有功的皇帝来说,这种象征意味极重。
另外,还有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层面。乾隆坐在那个位置上,对前朝“恩怨”的态度,会被所有后来的皇子、宗室乃至大臣细细揣摩。他如果在处理老八、老九、弘晳时显得过于冷酷,将来有人难免会想:万一自己有朝一日失势,是否也会被打入死地,不得翻身?哪怕这种担忧说不上嘴,心里多少要留一道坎。
相反,如果皇帝在不触动根本政治定性的前提下,适度“留名”,给后人留下回旋余地,那么整个统治集团的心理安全感会高不少。乾隆用恢复宗身、收入玉牒这种方式,给昔日“问题人物”留下一个体面收场的机会,本质上也是在给今后的皇子宗室打一个样:即便犯错,只要不过底线,总还有一个象征性的“籍贯”可以保留。
从这一点看,乾隆在谕旨中多次强调“揆情度理,以大公至正之心”,倒不全是空话。他确实试图用一整套“可预期的奖惩规则”来巩固皇权,只不过在具体解释历史时,难免带有强烈的主导倾向。
不难想象,当年军机大臣奉旨会同宗人府,重新核查相关支派,准备把允禩、允禟、弘晳以及多尔衮等人的名字一条条写回玉牒时,心里应该非常清楚:这不只是整理家谱,而是在为大清前几十年的权力交接做一个“官方定稿”。乾隆希望后世翻阅这些档案时,看到的是一个自圆其说的体系,而不是一堆互相打架的故事。
乾隆四十三年的这些操作,还不止于此。他让人核对九大铁帽子王的世系,恢复原封号,重新确认哪些是世袭罔替,哪些因罪被削、该不该补。对开国功臣的后代,他不仅恢复应有官职,还适度抬高待遇。这些看似麻烦,却在他心里构成一个完整的工程——既为先朝功臣讨回一份“应得的名”,也给当朝臣子一个清晰的信号:功过可以被重新审视,但大框架不会被轻易推翻。
从结果来看,这一年确实成了清中期政治史上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节点。多尔衮的案子,从“乱臣贼子”变成“功大过重、罪不掩功”的典型;老八、老九从被辱名、削宗籍,变成宗谱里完整的一员;废太子一支得以在玉牒中重新留下痕迹;铁帽子王的世系也理顺。表面上只是几道谕旨,实际上是对整个王朝早期历史的一次系统“修稿”。
可以说,乾隆想留下的是一张没有缺口的家谱配资之家门户,一部线索连贯的国史,以及一个“赏罚分明而知错能改”的皇帝形象。至于在这过程里,多少事实被重新阐释、多少恩怨被淡化,他显然早有权衡。这些操作,在当年看起来合理,在后人眼中则更加复杂,也正是这一层复杂,让乾隆四十三年被许多史家反复提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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